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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业领跑舌尖上安全与高效增收矛盾凸显四川龙胆

文章来源:恒润农业网  |  2022-07-28

有机农业:领跑舌尖上安全与高效增收矛盾凸显

编者按:现代农业给人们带来丰富的物质产品的同时,在索取自然资源、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过程中,耕地减少、水资源枯竭、气候变化、土壤流失、食品安全等种种弊端也逐渐凸显。在近日召开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4年年会”主题论坛上,有机农业成为现代农业生态转型与食品安全同步协调发展的路径之一,备受专家学者和行业人员的关注。今日本版聚焦有机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读者共同探讨这一农业发展方式所面临的问题。

重拾耕作传统,泉水种稻,稻田养鱼—— 有机农业成为解决食品安全的新路向

在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的今天,“有机农业试验”一度成为新闻媒体追逐报道的热点题材。

“糯米是山泉水里种出的,鲤鱼是稻田里养的,枇杷摘下来就能直接吃。”39岁的侗家汉子陈禄卿说,村民们就地种养的东西,他从来不担心食品安全问题。

陈禄卿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贯洞村村民,他们至今保留着“种植一季稻、放养一批鱼、饲养一群鸭”的农业生产方式,“鱼鸭吃稻禾害虫,还除草松土,粪便能肥田”。

在全社会呼吁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的现实下,生态农业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为“呵护”这一传统,今年从江县在传统生态农业耕作面积14万亩的基础上,划定重点区域建立4个示范点总面积达1000亩,放养鱼苗2800万尾,放养鸭苗420万只。

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态农产品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不仅仅是在贵州,从东北“产粮大省”到江南“鱼米之乡”,从“蔬菜之乡”到“巴蜀之国”,中国各地正在尝试用现代科技理念,以绿色、健康、可持续的方式,探索生态农业发展之路。

在地处贵州省南部的罗甸县,沿红水河谷的山坡上,繁茂的火龙果苗“攀上”特制的水泥桩,山脚下连片种植的豆角、玉米、西红柿、辣椒、茄子、菜心和瓜类等长势良好。一车车经过分检的蔬菜从这里销往周边地区以及北京、上海及香港等多个城市。

据罗甸县蔬菜办公室介绍,顺应市场“绿色、生态、环保、无公害”的需求,罗甸县蔬菜产业已初步形成涵盖春、夏、秋、冬四季的“4条示范带”,年产蔬菜6亿公斤以上。

从2013年开始,贵州省提出重点打造100个高效农业示范园区,重点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全程追溯试点”等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

如今,由贵州省长顺县绿壳蛋鸡产业示范区生产的鸡蛋,都贴有二维码“身份证”,消费者只需用手机扫描,便可获知这枚鸡蛋的产地、生产日期,甚至产地工人的照片及生产过程的全部信息。

有机农业生态追求与高效增收的矛盾凸显—— 有机农业是否只能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

2000年,河北省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农民安金磊在村里承包了40亩地,开始实践他“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喷除草剂”的有机种植,试图捡起传统的耕作方式。安金磊用肥料袋子四处收集家禽家畜的粪便,40多亩地全部施用家禽家畜粪肥,并采取棉花、大豆和芝麻间作。十几年过去,他的农田没有发生过一起严重虫害。2013年初,安金磊还被评为“2012年感动河北年度人物”,成为“有机农业试验”的明星。

2005年,贵州省黎平县流芳村,类似的“有机农业试验”也在悄悄开始。农民吴世先带头引导村民重拾侗族传统耕作方式,他们用30亩水田作为实验——不再种植杂交稻,改种自留种或当地农科所保留的传统稻种,不再使用农药化肥,并部分恢复了侗族“稻鱼鸭”耕作传统。第二年全村164户村民的700亩水田开始普及有机种植。因为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绿色环保,一度吸引了香港、成都、贵阳等大城市的采购团。

然而,有机农业的生态追求与高效增收似乎又是一对矛盾。赞誉声中,流芳村的有机农业实验经济效益甚微,加之农村劳力外流,村里坚持有机农业的人越来越少。安金磊的实验,则更多被看成是个人生活方式,被评价为“田园里的哲学家”。

更重要的是,这种试图用传统农耕方式构筑食品安全防火墙的做法,似乎只能是个案,难以在人多地少的中国推广。“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之下,如果完全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按照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是养不活中国13.6亿人民的。”7月1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在“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上说。

新版认证办法出台,有机行业秩序重建—— 认证程序追溯到每一品种

2014年4月1日,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业内的共识是,经过本轮修订,中国的有机产品监管制度堪称最为严格。为规范市场,那些实力较弱的小农场将被挡在有机食品门外。

“大规模的地块不适合进行有机生产。”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说,有机农业的生产单元需要适度的规模,从管理成本、经营效益和尽量符合有机规范角度看,种植蔬菜500亩就是一个坎儿,大田作物是5000亩,茶园则不应超过1000亩。

原因在于,当有机种植的面积过大时,发生病虫害的风险也会放大,一旦病虫害蔓延起来,根本无法按有机种植的操作方法来对付和控制虫害;而且,也难以做到完全按照有机种植规范来管理。

我国的有机产品认证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有机理念升温,在2008年~2010年期间,国内有机食品市场高速增长,产业亦乱象丛生。

蔬菜、水果成了重灾区,用普通食品冒充有机食品销售的情况十分普遍。

国内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信任度大为下降。形势所逼,监管机构自2011年起,陆续修订了《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和《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等一系列新规。一批造假的有机企业被淘汰出局,有机产品认证机构也减少到目前的23家。

“一品一码”,是新规的一项重要改进:有机食品在销售时不但需要有机标志,还要有与其唯一对应的有机编码,可以追溯产品的生产、流通过程。而且有机标志要按量核发。

比如,认证8000斤有机黄瓜,最小商品包装是1斤装的,就发8000个有机标志。“这让企业手里没有多余的标志,可以堵住鱼目混珠的漏洞。”有机食品推广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永江称。

原计划在2012年配套推出新版《管理办法》,拖延至2014年4月1日才正式实施。杜相革分析主要原因是其中关于停止使用有机转换标识的条款,在业界引起很大争议。

所谓转换条款,即从开始有机管理到获得有机认证之前,企业所生产的食品称为有机转换食品,可以在商品包装上贴有机转换标识。

国外没有有机转换标识,因为这容易造成消费者的混淆,本来想买有机食品却选了处于转换期的食品。然而,彻底取消有机转换标识,会打击国内产业发展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因此《管理办法》讨论不休,最终,处于转化期的产品只能按普通产品销售。

这轮有机产品认证制度的升级,也抬高了有机认证费。以前是基于一个生产基地整体进行认证,按面积收取认证费。

现在的程序不再是追溯到一块地上,而是要追溯到每一个品种。比如,一块地种植西红柿,要认证一次,下次再种植其他作物,还要再认证一次。这样下来,多利农庄创始人、总裁张同贵测算,多利农庄每年的有机认证成本大约占销售成本的2%。

接受采访的业内专家普遍的看法是,国内的有机产品认证制度已经成为全球最严格的,比如,在允许使用的投入品方面,中国比欧洲、美国、日本都要少。以前的有机产品标准规定,有机产品中的农药残留不得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规定限值的5%,现在的规定是干脆不得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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